中医传承的希望所在

2013年12月23日

  近几年对中医之优劣的争论不断。有的以为中医是传统文化之优秀部分,应大力推广,有的则认为与现代科学不合调,理当废除。

  了解鲁迅身世的朋友肯定知道他是反对中医的。在怀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,我再次阅读一些纪念鲁迅的文章,看到同鲁迅先生有过较密切接触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女士,为鲁迅对待中医的观点所作的另一种表述。她在1939年发表的《鲁迅是一把宝剑》一文中写道:“他只相信科学的现代医学,却不相信中国陈腐的医学。不过他,好像现代医学界的人士所倡导,主张从事于中国药草的探究,看从中究竟可以提炼多少现代药品出来。因为中国的医学向来落后,甚至堕落到成为迷信的程度了。”(见《海外回响—国际友人忆鲁迅》)由此,笔者更坚认自己的浅见: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医业,建议中医药业应向现代科技靠拢。尤其在屠呦呦教授研究青蒿素的成果得到国际公认,并获得奖励之后。

 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,至今依然有效用,这一点不假。从实践角度看,中医在治病方面是起着一定的作用,在社会上还站得住脚。

  但是,从其基本理论来说,值得检验。中医的代表作《皇帝内经》产生于两千多年以前,是先人对一些炎黄子孙病情的抽象的认识。试问,当时《皇帝内经》的作者收治了多少病人和病种?那时的认知水平如何?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又达到什么样的水平?在那种氛围中得到的抽象认识,显然比较粗浅。我们生活在两千年之后,能将这些理论照单全收、继续使用吗?有人一定以为中医已经有了发展,否则是会自取灭亡的。不错。然而,中医的基本理论即包含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的阴阳之术,病种基本以“热寒、虚实、阴阳”等模糊概念划分,药物又以“辛、甘、苦、涩”等分类,且至今没有彻底改变。这样模糊、笼统的分析,恐怕不易准确、精确地认识病症。中医不是提倡“辨症施治”吗?试想一想,现代人所得的艾滋病、身体多部位的癌瘤能靠阴阳五行来辨症吗?即便是常见的感冒(古医归之于 “伤寒”)也已经不仅表现在打喷嚏、流鼻涕了。至于部分地区群体突发的疾病如甲肝流行、非典、禽流感、集体食物中毒等在哪本古籍上能找到?可见原有的中医理论与计量和精细化的现代科技检测难以合拍,已不适用,需要随时代前进,从根基上作彻底的改变。

  由于中医药理论的模糊,往往同巫术划不清界线,常被一些道德沦丧的不法之徒用作害人捞利的工具。比如《红楼梦》中有“胡庸医乱用虎狼药”的描述;鲁迅先生反对中医的根据之一是有庸医给他祖辈开药,以原配蟋蟀作药引子。当代就有胡万林、张悟本、“刘太医”之类的害群之马。至于中医的针灸,从现象上看,经络与神经有区别。中医的经络系统的价值不宜轻易否定,但也不宜视为神奇,像曾经流行过的“一根银针治聋哑”、“针灸麻醉”等也没有得到实践的完全证实。医与神(实际是巫)容易混淆,这就是以中医命名的假医在社会上盛行的根源,值得警惕。

  我们还要看到,中医与中药应当有所区别。我国的上古时代一直处于农草水平。中药绝大部分属草药。最古的记载是炎帝尝遍百草,教人治病,故称“神农氏”;到明代才有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。即便如此,众所周知,李时珍也是以亲口尝试百草才知某种草药的效用,而其基本理论还是甘苦、辛热等。何况,李时珍一个人怎么能患炎黄子孙的所有病症呢?我们又怎么保证中药制作符合标准呢?这在生物研究进入分子、基因时代显然更加不适应了。尤其是一些现代病如癌瘤、艾滋病、病毒性流感等,病原已经进入病毒阶段,不用现代科技手段无法辨症施治。故而,以笔者愚见,正如鲁迅先生主张,对待中草药,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,掌握其基本的化学成分,使其更准确地针对当代及以后常见的疾病施行治疗。

  最近翻阅新闻界前辈严独鹤先生的遗作,早在1947年他写过《国药科学化》一文,在分析中医的不足之后道明:“从国药再联想到国医,总觉得国药有特效之处,国医也不能说没有独到之见,其唯一缺点,只是国医的种种理论,常偏于玄理,而没有受过科学的陶冶,假使国医也能入于科学化,也能接受新时代的洗礼,何尝不可融会贯通,一方面保持其固有的优点,一方面获致特殊的进步。”

  说真实的,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科技工作者从事这样的探究和生产。这是中医传承的希望所在。

  再重复一遍笔者的外行浅见: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审视,中医药业应向现代科学技术靠拢。为了我们社会的科学发展,公众安康的生活,这是不可小视的。

关键词:中医实践  中医药  

相关文章: